听亚洲之家关于探讨古代中国关于生与死的演讲

6月4日下午，在亚洲之家，由马德里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Andreas Janoush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关于古代中国关于生与死的主题演讲。

会前，单老师为了让我们能更好的理解本次演讲的内容，特地先向Andreas教授要讲稿，然后把整个讲稿用中文写出摘要，使我们在中文摘要的帮助下，通过一位西班牙汉学学者的诠释，开始了一场对生或死的中国哲学思想旅程。

司马迁，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由他撰写的《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就是司马迁忍辱负重，面对死亡做出的诠释。而《史记》就是这样一本耗尽他毕生精力，记载着辉煌中国通史的不朽长篇巨作。

而今天，我们跟随Andreas教授的演讲，从司马迁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开始，跨越了时间的长河，来对我们诉说着他对抗死亡，与死亡挣扎的经验，他的声音震撼着我们的心，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反思中国文化。在整个演讲中，我们一边参照中文的摘要，一边认真的聆听演讲。我们打心里佩服这位博学的Andreas教授，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对中国哲学的解析，都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位赞赏不已，我们的思想也跟随着他回顾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政治，也对司马迁的人生做了透彻的剖析。我们透过司马迁那坎坷命运，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到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对死亡的诠释。而司马迁却默默的忍受了人生最严厉的酷刑，和一切屈辱，保住性命，为要完成不朽巨作——《史记》。我们不禁钦佩司马迁在公共的价值观前坚定地选择了个人的价值观的无比勇气，虽然他是距我们有两千多年历史之遥的古人，可是他的眼光放眼于未来，用他奇特而坚定的态度选择向公共价值观和中国古代封建文化发起的挑战，是他把过去和未来通过《史记》连接起来，成为中国通史的一颗瑰宝。

这次的演讲让我们这群留学生受益非浅，不单看到一个欧洲的汉学家透彻的研究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哲学，为之感到骄傲和感动，并且坚定了我们求学上进的恒心，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没有生与死对我们的考验，我们只需以坚定的步伐去完善我们的个人价值观，不断的去吸收文化，积极的去学习，在这个地中海的明珠——巴塞罗那完成我们的留学梦想，为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上，画上光辉的一笔。

　　　　　　　　　　　　单老师论司马迁对于生死的反省

死亡这个话题，不论人们怎么来看待它，总会触及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是人都免不了一死，而死亡不但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也是人生唯一的经验，因为每个人只能死一次，我们不可能不重视它。所以，当某个古人，通过时间的长河，向现代的我们，不同文化的我们，诉说他对抗死亡，与死亡挣扎的经验，他的声音能震撼今天在座各位的心。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英雄人物：司马迁。我将从司马迁，这位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写给一位朋友的信开始说起。司马迁在这封信里对他的朋友说，他之所以选择活下去，并不是因为他不明白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慷慨就义是唯一的出路，但他却勇敢地选择了苟且偷生，使同代人完全不能理解他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在德国还做学生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这封信，第一次读它我感动极了，以后又读了好几次，内心的感动仍然是久久不能释怀。今天我很感谢亚洲之家邀请我来这里参加亚洲思想文化系列会议，给我这个机会来与在座的各位分享司马迁的这封信所带给我关于死亡和中国文化的反思。

这封信使我们听到一个受尽苦楚的男人，从他灵魂深处所发出的孤寂，悲痛的声音。这个男人受到同代人最尖刻的嘲笑讽刺，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安慰他受伤的灵魂。

然而，司马迁仍然在他充满苦痛的人生中竭力寻找活下去的意义，而且在最后一刻，寻找死亡的意义。在这场个人深刻的寻找之中，司马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新界定自己的地位和意义。这封信引导我们最终能够反省中国文化中某些重要的观念，比如死亡，宗教，传统和历史的撰写。

在我今天的演讲报告中，我会提到司马迁这封信文的一些片段，并且解释这些片段。不过，在进入信文本身之前，我要先向各位介绍司马迁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各方面的情况，让大家对当时的环境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首先，我们介绍主角人物，司马迁本人的历史。司马迁是汉朝人，汉朝是中国第一个稳定的朝代，从公元前209年一直传到公元后220年。汉朝之前是秦朝，由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王朝，秦始皇以法家思想治国，这种思想认为国家的利益高过一切，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秦始皇的朝廷建立各种严苛的制度和法规来限制或消除个人的利益。汉朝延续了秦朝的众多朝廷监督的官僚机构，而这种官僚制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初才完全瓦解消失。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死于公元前85年，他经历了汉朝的前半段，也就是西汉，侍奉了汉朝最雄心壮志的汉武帝。司马迁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对司马迁而言，就是中国文明的本身。这部伟大的史书名为史记，意思是历史的记载。史记是一部史无前例的伟大作品，它囊括了自黄帝以来一直到刚才我们提到的汉武帝的中国历史记载。毫无疑问的，司马迁这部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巨作，不但因为它的创新写作风格，也因为它的独特文学性，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因素。所有在司马迁以后的史学家都以史记为马首，其影响力的确深远。

然而，司马迁的一生却是极端的悲情，他的人生遭遇影响了他看待历史的眼光。司马迁继承他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成为汉武帝朝廷的一名官员，太史令一方面掌管天文历法，另一方面掌管皇家图籍，也就是皇室的生活日志，因此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穷尽一生的力量想要写一部从黄帝到他自己时代的史书。值得一提的是，修史并不是朝廷命令太史做的工作，而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俩认为修史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一生的精力。司马谈在垂死的病榻前，把自己未完成的修史事业亲手传给了儿子司马迁。

在公元前99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司马迁一生命运的李陵事件。汉武帝的将军李陵被派去与北方的匈奴打仗，被八万匈奴围攻而战败，不幸被俘。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万分愤怒，满朝文武官员纷纷察言观色，附和汉武帝，说李陵的不是。唯有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正如他给朋友的信中所说，是为了安慰汉武帝悲愤的心情。可惜，结果却是万万想不到的，司马迁被打入大牢囚禁起来。最后，当李陵向匈奴投降，汉武帝的怒气全发到司马迁头上，他给司马迁处以最残酷的宫刑。宫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一般人若遭遇这种刑罚，通常都会选择自杀，以求高贵神圣的死去，或者会请求皇帝直接赐死，而不愿接受这极大的人格侮辱。

司马迁却不然，他选择了宫刑，忍受了人生最严厉的酷刑，不但终生被人耻笑，在他内心当中，也终生自我心理摧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司马迁忍受了三年牢狱之苦，最后终于被释放，他开始埋首完成他的历史巨作。

是什么让司马迁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要得到答案，我们必须要看看多年后，在完成史记之前，司马迁写给朋友的那封信是怎么描述那个痛苦的决定。

这封信是寄给一个叫任安的人，在这封信之前，司马迁曾经写过其他的信给他，不过，那些信的内容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不可考。我们只知道任安在司马迁写信给他的时候，正在面对被判死刑的痛苦。

任安事件对于司马迁来说，是一个机会来诉说他自己对于生死的看法。那封信见证了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痛苦与悲哀，那封信也解释了司马迁经过百般折磨的思想斗争后决定不顾司马家族前人后代的尊严而选择了以最不知廉耻的方式活下去的理由。这个宁愿受宫刑摧残屈辱也不求死的男人，还选择了一个被世人唾弃的生命，他求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保住性命，完成史记。

在信上，他说：我默默忍受了一切的屈辱，选择不论如何的肮脏污秽，身陷污泥都要保住性命活下去的理由是，我不能忍受自己不完成比我生命更有价值的事业，我不能忍受不为后人留下史记荣耀光辉的可能性。

为了看懂司马迁的决定所涵盖的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从而理解这个决定的艰难性，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司马迁那个时代对于宫刑的基本观念和它所代表的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无论司马迁如何在公共的价值观前坚定地选择了个人的价值观，他究竟逃脱不了他那个时代的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以奇特而坚定的态度选择向公共价值观挑战的同时，他所面对的障碍有多么的大，多么的深。

宫刑在中国古代一方面是惩罚人的酷刑，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个手段来产生太监，太监有特权能靠近皇帝和他的妃嫔们，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成为特权阶级的唯一通道。不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的宫刑，都触犯了中国文化里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那就是孝道。

中国人的孝道要求子女保持自身绝对的完整，不能伤害父母给你的身体的任何部分。因为身体不是个人的，而是在出生的时候，父母送给你的。身体既是属于家族的产业，斩掉身体的一部分使之成为残缺不全，不仅是一个对个人的严厉惩罚，更使整个家族，还有祖先蒙羞。因此，在中国古代，连剪头发这样的事都被认为是不当的行为。也因此，在亚洲传统社会里面常见的自杀，就是一种为避免更大程度的伤害自己家族的尊严而采取的行为。

在面对宫刑的时候，司马迁眼睁睁注视着死亡。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其关键的时刻。重要的是死又能得到什么？也就是说，死对他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司马迁思索了各种不同意义的死，和它的价值。有很简单的死，或者很轻易的死，单纯为了避免更大程度的伤害祖先和家人的尊严。因为这是最难让人忍受的。在信中，司马迁写道：

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

死首先能避免使祖先蒙羞，避免使自己蒙羞，避免使公义道德蒙羞，避免自己去忍受因屈服强权所带来的羞耻感。

死还能避免成为囚犯，被绳绑，被鞭打，被剃光头，被铁链锁。避免自己的肉体任人宰割。最重要的是，死能避免宫刑，这是最大最大的刑罚，也是最难最难忍受的痛苦和羞辱。

接下来，司马迁开始思索死亡的真正意义，企图把个人尊严的观念从法家思想的条规框架中释放出来。很多护卫自杀行为的人总把自杀作为维护个人尊严，不屈服强权的唯一途径。但当他们受到囚禁的时候，却无法以自杀来解决问题。为什么？答案与这个人在监狱中所受的刑罚有关，人们在极度恐惧颤惊的时候，会屈服眼前的一切，而忘记求死，这是自然的定律，高过一切思想的控制。在人类历史中，不断地有这种例子出现，并且包括那些最优秀的人才，都在强权压迫下低头，而没有选择自杀。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羞辱的感受。

司马迁批评法家治国手段的严苛与不近人情，特别是皇帝的最高统治权，一切都由皇帝一个人的喜恶来决定。他认为那些人品高贵的人不应该因为一个误解而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

司马迁虽然没有选择无意义的送死，却只能得到一个让人耻笑终生，苟延残喘的人生，不断地自我否定，无尽的孤独伴随他一生。只能将眼光放在未来。

司马迁也探讨生的意义，是人都不愿意死，都紧紧抓住生命，但并不仅仅是活着就够了，必须要有尊严和自由的活着，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因此，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与死的人，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司马迁虽然是2千多年前的古人，他对于生死的观念却是非常现代的，穿过时间的长河，震撼今天的我们。而司马迁从哪里找到如此的力量来选择自己的生死呢？答案是把过去和未来通过他的文学连接起来，成为永恒不朽的生命光辉。